近年来，古典学正在国内、国际持续升温，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背景下的古典学研究，正在展现其对现代世界的新颖价值与意义。古典学本身虽是古老的，但和所有学问一样，它的光辉未来系于一代又一代青年研究者的崛起。鉴于此，《文史哲》编辑部以“古典学：中国与世界”为主题，于2025年11月22日在黄色动漫
中心校区举办第五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本次会议聚焦“古典学外延扩容”与“中国古典学的世界性”两大核心议题，旨在响应“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倡议，通过跨学科、跨国界的古典学研讨，为多元文明对话提供学术支撑，助力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本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合影）
本届工作坊汇聚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黄色动漫
、山西师范大学、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扬州大学、深圳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贵州大学、宁夏大学等二十余家学术机构的37位青年学者，涵盖了哲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美术史等多学科领域。会议设开幕式、五个专题分会场及闭幕式，通过“传统经学与古典学新形态”“儒家古典思想钩沉与新论”“西方古典学在中国”“中国古典学的世界性”“多面向的亚欧非古典学及其互动”等议程，系统探讨了古典学的当代使命与创新路径。
（开闭幕式与主会场）
曹峰、李扬眉、李梅、陈治国、张克宾、董修元、王玉彬、郭萍、陈晨捷、梁乐睿担任各场次主持人。黄色动漫
院长暨《文史哲》名誉主编王学典教授、黄色动漫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代表老一辈学者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暨《经典与解释》执行主编娄林、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谷继明教授在开幕式上代表与会嘉宾致辞。《文史哲》主编杜泽逊教授全程参加了本届工作坊，于各学术讨论场次轮番听会，在晚餐环节致辞中感谢与会青年才俊对《文史哲》杂志的厚爱与支持，表达了对支持优秀青年学者成长的殷切心愿。
一、“古典学”外延扩容与古典学新形态
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西方古典学原典与代表性研究成果的翻译与再研究呈现出规模化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刘小枫等学者还基于现代科技统治下的文教制度重建等考量，郑重发出了“建立中国古典学”的倡议。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加速其形态刷新。古典学研究作为一个连接古今中外的一个综合学科，日益显现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文明交流与文化创新中介角色。
（《文史哲》名誉主编王学典教授在开幕式前与傅有德教授交流）
中国学界作为此轮世界古典学热的推波助澜者，正在自觉且有力地推动“古典学”内涵重估与外延扩容。娄林副教授在本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西方的古典学与中国的古典学各自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世界，但多种完整性必然意味着某种不完整，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需要面对更大的完整性思考的挑战。“古典学”内涵重估与外延扩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矫正娄林教授所批评的片面看重中国古典或西方古典的观念。诚如傅有德教授在本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开幕式致辞中所言，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起源于两个世纪之前，在西方这个学科首先研究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典籍、文化，所使用的方法多半都是语文学、文献学的方法。就此而言，古典学起初确实是一个西方产物。傅有德进而指出，两个世纪以来古典学有表现出了开放发展的特征，在方法上突破了语文学、文献学本位，而趋于综合运用哲学、历史学、考古学乃至AI等新技术，在研究范围上亦有所拓展。娄林表示，研究中国古典是古典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我们同时必须要重视西方古典的意义与价值。
本届“古典学：中国与世界”工作坊与会学者，大体皆倾向于以宽泛意义上的“大古典学”概念，取代原本仅指“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研究”的狭义古典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李涛副教授在《古典学的体与用：政治学与修辞学的体用合一》报告中所展示的“按照理想通过教育来塑造人的品格”追求，不仅存在于古希腊罗马，而是广泛存在于包括中国儒家在内的世界古典资源当中。北京语言大学陈民镇教授在《略论“中国古典学”的内涵与边界》报告中表示，出于与西方古典学等学科对话的需求，将“中国古典学”研究时段限定于先秦不无道理，因为“三代文明”在中国古典学中具有奠基地位。而考虑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陈民镇认为，广义“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时段下限延伸至清亦有一定合理性。
王学典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如果从技术层面来定义古典学的话，那么，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证、校勘等中国古典学术可以说是中国所有学问中最发达、完备的学科。傅有德教授同意这一看法，并表示我们只是没有把传统中国学人所做的文献、语文这方面的研究设为一个学科罢了。而一旦将“古典学”这个学科概念引申到中国学界，傅有德教授认为，四书五经、先秦两汉乃至宋明都是古典学的广阔领域。放眼全世界范围来看，傅有德表示，凡是在现代之前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刻达到一个顶峰的世界各地的文明，似乎都应该包括到古典学研究的范围当中。例如，比希腊传统更早的希伯来传统，就理应明确纳入“古典学”的外延之中。此外，以印度经典与阿拉伯研究为代表的南中西亚古典学，同样应该跻身“古典学”正式门类。董修元教授在闭幕式板块总结中表示，本届《文史哲》“古典学：中国与世界”青年工作坊的板块设计，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使印度古典学和阿拉伯古典学在世界古典学的版图中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这让相关研究者们无比振奋。此外，与中国本土学术有着千丝万缕历史与现实联系的东亚传统学术，同样也有资格成为“世界古典学”的组成部分。
外延扩容之后，古典学的“多元”特征大为突出。多元的古典学研究之间如何打交道？跨学科的古典学资源如何在古典学研究中有效整合？成为备受关注的学科理念与方法论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古典学研究同样需要发扬严肃的批判精神，古典学研究同样肩负着探寻真理、追求文化进步的责任。这正如娄林副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上所言，我们回到文明的源头的奠基性的思考，重新整体性地思考中国、思考世界、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这种思考必然是指向未来的。傅有德教授强调应以文明互鉴的眼光审视如下问题：中国、希腊、希伯来等古典文明，严肃辨析这些古典文明在哪一个层面是强势的，在哪一个层面是弱势的？换言之，中国的古典文明哪些方面是值得西方学习的，西方文明、希伯来文明的哪些方面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王学典教授则尤其希望看到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西方古典学，从技术层面会对中国的古典学有哪些启发，有哪些作用？为了回答好这些问题，谷继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每一位古典学研究者都应当有“走出舒适区”的勇气，在研究模式上“换一种开始，做一点突破”。
娄林副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既然形形色色的古典学地区本位主义是狭隘而不合理的，那么，多元世界古典学的共存与互动就势所必然。如何看待这种共存与互动呢？娄林指出：“对话论”倾向于平等对待一切古典资源与古典学研究形态，反而会稀释乃至掏空古典学的“典范”实质；“借鉴论”旨在向卓越者看齐，但问题在于优劣标准有待澄清（甚至是永远有待进一步澄清），盲目地摹仿“榜样”，所借鉴到的可能会是“一些细微的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有害的东西”。为此，娄林结合自己多年的阅读与思考经验，认为古典学研究界有必要在如下三方面自觉发力：其一，在承认包括古典学在内的现代学术以及现代社会深受“西方现代性”笼罩这一现实的同时，努力透过西方古典资源对进行古今之辨，搞清楚“西方现代性”之于“西方古典性”的实质性断裂与连续所在，以便澄清我们所处的现代性语境；其二，既不能像西方古典学目前过于迷恋社会性理论而轻视古典文本解释那样，也不能仅限于研究古典文本将古典学弄成一个狭隘的学科，而是应该朝向研究古典文本中的思想和世界完整性，将古典学打造成为一个更加完整、统一、对文明本身有深入探讨和分析的跨越学科性质的学科；其三，尝试利用中西古典资源克服西方现代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思想弊病，在此过程中势必要激活古典资源，让孔子和柏拉图思想发生深入的沟通，乃至相互竞争起来。
傅有德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古典著作并无鲜明的学科界限，并倡议古典学研究者把古典典籍整合在一起，以整体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典籍，把古希腊罗马的典籍作为古希腊罗马文明整体加以研究，把中国的五经四书以及其他典籍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来研究，把希伯来传统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来研究。傅有德尝试从学理上指出，这种整体主义眼光的基础则在于文明是有层次、有结构的整体，而文明的层次与结构息息相关于人性需求的层次与结构，文明比较互鉴中的优劣强弱判分大抵都会落脚到这种人性需求的层次与结构上。类似地，陈民镇教授在《略论“中国古典学”的内涵与边界》报告中表示，古代典籍的确可以成为“中国古典学”的重要对象，不过，如若从文明比较的角度以及中华文明的实际情形出发，“中国古典学”的研究不当限定于古代典籍，而应将视野扩展至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观照古典文明的整体。
（李方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术史是中外古典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但因学科专门性往往自成一格。本届“古典学：中国与世界”《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有幸通过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李方红副研究员的《研究抑或创作：绘画题跋的分野》报告，对美术史领域有所涉及。李方红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画在创作、流传过程中往往伴随大量题跋，这在世界绘画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现象。李方红认为，造成这一突出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中国文人的密切参与。李方红指出，除了直接参与绘画创作外，绘画鉴定与鉴赏被视为中国传统文人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附着在一幅绘画上的代代相续的题跋，是文人雅士进行考镜源流、释疑订谬（鉴）或应画生情、由画尽意（赏）跨时空对话的经典场域。李方红在报告中表示，作为鉴赏经验的文字表达与记录，题跋的积累不仅是一幅绘画经典性的见证，而且构成了后人鉴赏该绘画的导论和语境，有效维系着绘画技艺、绘画鉴赏与文化理念之间的有机融合。
二、经学资源及专门研究有望通过“中国古典学”获得现代学科归属
作为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大本营，儒家经学无疑是中国古典学术的重头，但在现代学术分科中传统经学资源及专门研究始终未找到名正言顺的学科归属。中国古典学这一带有准学科意义的提法，有望为现代思想学术条件下的中国传统经学研究，提供一种学科建制意义上的有效说法。
传统经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三礼”之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文史哲》主编杜泽逊教授在本届工作坊筹备过程中多次指出：传统经学体大用宏，但自20世纪初废科举与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经学解体，原属经书的《尚书》与《春秋》三传归史学，《诗经》《尔雅》等归文学，《周易》《孝经》《论语》《孟子》归哲学，名正言顺地享有了现代学科规划下的研究发展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最具经学特质的“三礼”资源则一直徘徊在现代学科建制之外，这无疑对传统经学尤其是礼学资源的批判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成瓶颈性制约。所幸，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与民间自发兴起了推动经学与礼学研究的气候，且有蓬勃发展之势。多卷本《中国经学思想史》（姜广辉主编，2010年）、《尚书注疏汇校》（杜泽逊主编，2018年）、《丧服郑氏学》（清张锡恭撰，吴飞点校，2017年）等的出版，是相关学术动态的部分标志。在精耕细作、久久为功地推进“五经汇校”等基础工程的基础上，黄色动漫
于2025年成立黄色动漫
中国经学研究中心。杜泽逊教授指出，礼学研究日趋兴旺是经学研究重回现代学术视野的重要标志，迄今缺乏明朗的现代学科归宿的礼学与经学研究，可以作为一个板块纳入中国古典学。
（任蜜林）
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研究传统经学当然不是旨在“复古”，而是为要在古今视角的有效碰撞中更好地认清中国现代文化的来路，更好地找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任蜜林研究员《关于两汉经学的几个问题》报告开门见山地指出，两汉经学是中国经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但使得经学成为古代社会的指导思想，而且为日后中国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就现有研究来看，两汉经学的研究仍存在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任蜜林在报告中指出，这些问题包括两汉经学与先秦经学的关系（尤其是二者有何不同）问题、清代今文经学兴起所突显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问题、今文经学内部的齐学与鲁学划分问题。充分挑明并深入探究这些问题，有助于将经学研究带入新的境界。
（徐渊）
统一性与连续性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征之二。“大一统”这个概念常常被人们拿来谈论这两大特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渊副教授在其《“大一统”的礼义基础》报告中，回到“大一统”概念所从出的《春秋公羊传》，发掘“大一统”概念的礼法内涵。徐渊指出：在公羊学的传统中，“大一统”往往与数术色彩浓厚的“三统说”联系在一起，“三统说”甚至被视为“大一统”的理论前提；但实际上，“大一统”本身完全可以在西周宗法制度内部得到完整的说明，而不需要具有数术色彩的“三统说”作为其前提。报告显示：“大一统”在宗法上的内涵与“尊宗统”完全一致，而构成整个宗法制度的出发点；如果没有后世数术意义上的“三统”轮替的人为构造，那些因“象贤”而被封建的圣王之后，在宗法制度中的地位远没有“大一统”所要突出的“本宗”来得重要，就此而言，“通三统”也不具有宗法意义上的理论优先地位。
（陈超）
在传统中国，儒释道三家皆有经书，相应地亦各有其经学，并相互影响。黄色动漫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陈超在其《经学与解义：试论儒佛论衡文献注释与解读的经学基础——以〈弘明集·喻道论〉引经学文献误注的原因分析为例》报告中，透过以《弘明集》为代表的论衡文献总集，对东晋以降的儒释道三教关系进行了颇具文献学技术含量的透视。陈超指出：相较于经书本文与史籍，以《弘明集》卷三所收《喻道论》为代表的六朝儒佛论衡文献在“隶事”时更重视从“经-传-注- 疏”中取材，六朝文学书写中广泛使用的截句、藏词、集句等用典方法又增加了识读相关文句征引“成辞”与“故实”出处、识别其理论意图的难度。报告进而在方法论层面强调，儒佛论衡文献的注释与解义方法，必须奠立在古典时期的经学观念、经史关系与文学理解之上，以克服现代经史观念对考索“隶事”来源、还原文本语境、解释文句内容的阻滞。
（左：苟东锋 右：孙德仁）
我们知道，《论语》中孔子所谓“正名”，依据的乃是周礼与周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苟东锋教授的《正名与儒家经典的特质》报告，虽不属于通常所谓的经学研究，但其从“正名”角度切入界定儒家经典的特质，则可谓带有经学哲学的意蕴。苟东锋在报告中提出如下问题：经典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中蕴含的零星知识或片段信息，而是承载着一种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陶铸而成的永恒智慧，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儒家经典在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经典品质的基础上，还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如何概括这种特质？苟东锋表示，这一问题很大程度上只有在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华文明遭遇一种异质文明之后才可能被注意到。报告指出：经典的生成与汉字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其根本意义在于铭记经验和传递智慧，也即“文以载道”；经典诠释本质上则是“正名”工作，这种工作不是因循守旧地执于旧名，而是在守正创新中与时俱进地更正价值理想之“名”。这与我们所说的古典学作为文化创新之中介，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与进步性高度相契。
三、新技术、新材料与综合视角助力哲学进路的中国古典学研究
哲学进路的中国古典学研究，在当今学界拥有巨大的体量。在本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上，相关学者借力于新技术、综合视角、新材料，展现出一定的探索锋芒。相关报告涉及AI与中国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儒家经典的特质、儒家如何判定政治正当性、中国古典空间概念等一般性议题。
AI无疑是最新的技术潮流，大有要和人类一切工作与生活场景深度结合之势。这其中也包括与哲学进路的古典研究的结合。
（李巍）
武汉大学哲学院李巍教授的《古典思想的AI建模：目标、方式与前景》报告，从21世纪初兴起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争议谈起，认为：对于“中国哲学”这门事实上存在着的学科来说，其研究对象本身是否哲学并不必然决定“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实际上所从事的研究是否属于哲学。换言之，李巍表示，退一步说，即便“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所研究的那些素材在当初创作之际并无自觉的哲学定位，这也并不妨碍当今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之——正是这种哲学性研究造就了事实上的“中国哲学”学科。在如此捍卫“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后，李巍重点探讨了从“思想建模”角度如何评估AI对中国哲学以及泛而言之的哲学研究的介入。李巍认为，AI 的应用虽未必改变对“哲学”的传统理解，却可能深刻影响“哲学研究”的未来形形态，比如，AI 可能真正强化哲学学科与实验科学的关联，同时可能大大弱化哲学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分界。
海德格尔以词源学手法从古希腊资源中出思想的做法，给许多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有着发达的古文字系统，如我们熟知的商周甲骨文，以及《说文解字》等字书。那么，能否从汉字早期形义，引申出有启发的思想义理洞见呢？
（谷继明）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谷继明教授的《时位与中国古典的空间观念》报告从“大”字谈开去，认为人以自己展开的身体去标识存在空间，这样便有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上下”维度，以及“左右”“前后”“中”。谷继明认为，中国古典时空的上下四方（即所谓“六合”）的空间观念，正被“大”的形象和“立”的行动所界定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黄色动漫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李章印教授，在海德格尔相关论述启发下，近年来亦在孜孜以求进行“生存论字源学”探索，其新作《“地”之生存意蕴——一种生存论字源学考释》正在引起学界关注。此一情况与谷继明的报告共同显示，一种中国气派的字源学或词源学观念史研究，在当今中国学界呼之欲出。
出土文献研究，可以说是既古老又年轻的古典学研究。说它古老，是因为这些文献直接来自千年前的地下埋藏，杜绝了流传过程中的改易，在某种意义上更准确地反映着古代思想文化实况。说它年轻，是因为这些埋藏于地下的文献缺乏源远流长的诠释与研究传统。出土文献研究在中国古典学研究中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对传世文献研究的修正、补充、印证。
（贾连翔）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贾连翔教授的《从清华简〈别卦〉的卦序看先秦卦序的多样性》报告，实质性地刷新了清华简《别卦》的简序排列认识。谷继明在评论环节指出，易学出土竹简在简序排列与卦序认定上往往参照特定的传世卦序，这就造成了循环论证的局面：以传世卦序决定出土卦序，再以出土卦序印证传统卦序。令人鼓舞的是，贾连翔在其报告中，通过令人信服地出示简文书写的物质证据，也即指出《别卦》简1“（履）”字左下角有一笔增衍的墨迹，叠压在“止”旁的左侧，明显不属于本字，而既可能属于简6“（咸）”字右下“心”旁的横画尾笔书写时冲出竹简边缘所致。据此，贾连翔确证以简 1 左接简 6 为一个固定单元，并尝试重新调整简序，推论《别卦》卦序的四种可能性。曹峰、程浩、谷继明等皆对此研究成果肯定有加，但同时指出“四种可能性”探讨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世卦序，故而期待有新的物质证据发现，单纯根据新材料本身敲定清华简《别卦》的简序与卦序。
（左：程浩 右：曹峰）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程浩的《清华简〈驭马之道〉的治民思想》报告，聚焦《驭马之道》这篇立意独特、风格迥异的清华简文献，指出其文虽以驭马为主题，然旨趣不在于形而下之“器”，瞩目的乃是形而上之“道”。关于简序问题，程浩指出，该篇存 12 支简，共容三百余字，简卷无编号亦无划痕，唯通篇简文的句式与用韵极为整饬，基本上都是四言为句、偶句入韵，且但凡换韵之处，文义亦有明显递进，目前的简序乃是根据文义与韵律排定。就思想内容而言，程浩指出，虽然简文最为强调的哲学概念是“柔”与“静”，且也使用了“道”这一《老子》核心概念，但全篇的思想理路与战国时代的慎到、申不害、韩非子等法家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体现了法家把法术之学与老子思想相融合的做法。程浩表示，《驭马之道》名义上讲述的是驭马之规，但最终措意的乃是牧民之术，其将民人等同牛马、视作为君主所用的工具，其思想理路显然是近于法家而与儒家相背离的。
“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先生所提倡的哲学史与哲学研究格局，陈来教授曾在其《仁学本体论》中运用这一理念。本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部分报告，尝试以这种研究方式综览中国哲学的一些经典议题。
（翟奎凤）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翟奎凤教授在其《中国哲学形上之道的历史诠释与现代反思》报告中，尝试通过回顾、审视古典哲学中“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历史诠释，总结、提炼中国哲学形上之道的特征。翟奎凤在报告中指出，“形而上下”诠释有“先后”“体用”“隐显”三种模式，“理气关系”“阴阳与气是否属于形而上之道”在宋明儒学史上存在深刻争议，“神”“心”“灵”属于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在诠释史上同样存在争议。报告最后表示：中国哲学的形而上之道也是一种价值论本体，形上之道是至善所在，这一点跟柏拉图的理念有相似性，；中国哲学的形而上之道强调道德修身与生生境界，在对存在结构与规律进行纯“思“的逻辑把握与体系化的思想建构上与西方相比有其不足。
（叶树勋）
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叶树勋在其《寻求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儒家思想的多维结构及其内在旨趣》报告中，尝试成系统地探讨儒家如何评判政治的正当性这一问题。叶树勋认为，西周的“德契天意”思想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盘，儒家同时往两个方向对之做了发展：一是把天意落在民心，以“德合民心”评价正当性；一是把宇宙自然理则看作天意的显现，以“德配天地”进行评判。叶树勋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儒家的现实眼光：他们肯定天意的存在，但更注重它在世间的显现，希望基于公共立场提供更加切实的规范，对政治进行评价和引导。
宋明儒学是迄今最近的中国古典哲学传统，直接作用于牟宗三、张岱年等现代中国哲学学科（尤其是儒家哲学研究）奠基者。宋明儒学大概是当今中国哲学界从业人数最多的研究领域，也可以说是创新难度最大的研究领域。以更具综合性的视角系统处理更多已知材料，更深入地考量基本概念的意涵与使用，设法找到并有效运用此前被忽略的材料丛，是取得突破的契机。
（左：王鑫 右：贾连翔）
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王鑫在其《朱子论“诚”》报告中首先展示对朱熹“诚”论所内含的生物之理的通常理解，进而试图揭示出朱子诚论中所隐含的某些歧义性以深化相关思考。王鑫在报告中重点探讨了朱熹对孟子所言“四端”与“五常”之性相对时五常之“信”缺席这一问题的诠释，指出“（与‘信/诚’相配的）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水、火、金、木，无不待是（土）以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朱熹推演出“木火金水（元亨利贞/仁义礼智）‘四行’根源自‘一元’之理的分化，‘土（诚/信）’则贯穿于分化、开展的每一环节从而使每一‘行’皆能如其所是地成就”这种“诚/信/土”贯“元亨利贞/木火金水/仁义礼智”图景，并进而引出“诚”所具有的成物之德这种“能为朱子工夫论之展开奠定更有力的形上依据”的歧义性。
（左：王玉彬 右：汤元宋）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汤元宋在其《一晦八百秋：朱子思想变调与定论之再审》报告中表示，“中和新旧说”堪称朱子学研究“皇冠上的明珠”，但从更长时段的八百年朱子学史而言，“朱子晚年定论”才是更关键、更具牵动性的议题，因为与“中和旧说”相对的“中和新说”探讨本质上系对朱子思想成熟形态的研讨。汤元宋具体展示了中文研究界在朱熹“中和新旧说”和“晚年定论”两个核心议题上常常不自觉地受到后世门户之争带来的蔀障而徒增纷扰这一现象，进而力求将八百年来中国大陆之外的东亚朱子学文献纳入当下中国学界对“朱子思想变调与定论”的研讨台面，尝试利用这些不可避免地另有其门户之见的域外材料与视角促成自觉而严肃的朱子学研究史反思。
（孙德仁）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孙德仁副教授在《性命与礼义：北宋初期儒学之本的路径之辩》报告中批评认为，宋明儒学既有研究多依循朱子建构的濂、洛之学谱系，倾向以性理论取代性命论所体现的问题意识，忽略性命论在道学发生中的基础地位。孙德仁在报告中进一步结合王安石、欧阳修、张载相关论述，展示了北宋初期的“性命”与“礼义”关系之辩，认为相关论辩的核心关切是礼制失范的症结与礼制重建的根基何在问题。
四、中国古典学的世界性
中国古典学在自成一统或自成多统的同时，既在地域意义上具有超出中国本土的世界性辐射影响，亦在全人类共享课题的提出与因应上具有世界性价值。本届“古典学：中国与世界”《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一系列报告（以第四分会场为主，但不限于第四分会场），鲜活地显示了中国古典学的世界性意义与价值。
包括日本、朝鲜在内，传统时代的东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儒家文化圈。此可谓中国古典学超出中国本土发挥世界影响力的第一站，由张士杰、巴扬的报告可见一斑。
（张士杰）
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张士杰教授的《日本室町时期〈论语〉读释特质及其内在逻辑》报告，展示了室町时期日本儒学学者读释《论语》的本土化努力。张士杰指出，日本儒学界的这种本土化努力在语言和内容层面具有两种重要特质：其一，在以训点为主要方式的汉文直读的同时，出现为数不少的以“国字解”（使用日本语言文字对中国典籍进行易于阅读和理解的重新表述）为主要方式的日文译解类注释文本；其二，以误读、以佛释儒为重要表现形式的在地化阐释。报告指出，当时的日本儒学学习者在解读方式和意义阐发两个维度上，皆致力于将《论语》元典及其中国注疏纳入本土学术文化框架。
（巴扬）
黄色动漫
国际教育学院助理研究员巴扬在其《乾嘉考据学与朝鲜文坛“实事求是”学风的兴起》报告中，考察了乾嘉考据学对朝鲜正祖、纯祖时期（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学术气候的影响。报告指出，经赴清使臣与书籍流转双重途径，乾嘉考据学及相关书籍东传至朝鲜促使了朝鲜“实事求是”学风的兴起及朝鲜后期文坛的征实倾向。在介绍考据之风东传的两种方式之后，巴扬指出，正是经由对乾嘉考据学术理念与方法的批判性继承，朝鲜文论话语发生实学转向，金石学、名物学得以兴起，百科全书式类书开始涌现。
近代以来，西方古今学术首先在日本与包括儒学在内的东亚古典学术进行了首轮交融，并以此为跳板传入中国。刘莹、葛奇蹊的报告显示了历史上的这种动态。
（刘莹）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刘莹在其《“必然”“偶然”译介考论》报告中指出，“必然”“偶然”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固有词汇，近代以来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译词，其中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古今中西之变。刘莹在报告中介绍了井上哲次郎编纂的《哲学字汇》以“必至”译 Necessity、以“偶然”译Contingent的做法，指出这实际上是以中国和日本所共享的中国的儒道等典籍中的语汇为“前见”与西方辩证法传统的对接，显示了文明互鉴中汉字作为东亚接引西方知识在“培养基”层面的重要意义。有意思的是，作为译词的“必然”“偶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词汇，并转而成为重新诠释中国古代“命”“势”“偶”“遇”等范畴的“前见”，实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第二个结合”的鲜活案例。
（葛奇蹊）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助理教授葛奇蹊在其《“古典”概念在日本的历史流变》报告中表示，“古典学”之“古典”具有超越国家、超越民族区域的传播性和共有性，中国“古典”曾直接影响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葛奇蹊指出，在历史上日本先是接受并共享了中国的“古典”概念和古典意识，明治维新之后则通过将其“国学”与西方的philology相嫁接打造去儒学化的“日本古典”，显示出将传统东亚秩序的“文化母体”降格为全球文明秩序下的“区域知识”的转变。葛奇蹊在报告最后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对西方的过度崇拜让知识界感受到主体性丧失的危机，从而又将目光重新投向了传统的思想文化上来，希望通过对“古典”的重构来确立自身的文化合法性与精神内核。
（李琳）
在明末清初的17世纪，经由来华传教士反向译介，中国儒学曾与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过深刻共鸣。此可谓中国古典学发挥世界影响的又一站。有所可惜的是，本届工作坊未有报告直接涉及这段中西学术交通史。黄色动漫
李琳副教授的《“波士顿儒家”南乐山对礼学的诠释与移植》报告聊可补救此遗憾。李琳在报告中指出，在芬格莱特开启了用西方哲学架构“礼”的先河之后，“波士顿儒家”南乐山以实用主义的符号理论为桥梁，对儒家礼学思想加以诠释重构与拓展更新，力图将其作为一个“活的传统”移植到西方，以此来解决西方个体本位所深陷的社会困境。李琳认为，经由“波士顿儒家”的诠释与移植，儒家礼学思想在西方汉学界的传播跨越了宗教对立与现代价值质疑两重障碍。但仅管如此，李琳在报告最后表示，“淮南为橘，淮北为炽”，南乐山的构想始终面临着如何在移植后的“礼”中保留其原始价值意蕴的难题。
哲学之于人文学科犹如数学之于工程和自然科学，哲学上的比较会通最能实质性地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相较于传统“夷夏之辨”，以及相较于近代以来在西强东弱、西学东渐时代背景下生发出来的“现代夷夏之辨”心理，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推进与“文化自信”的日渐夯实，青年学者日益能够平心静气地开展中国古典哲学与古今西方哲学的建设性互动研究。徐波、卢盈华、李秋红的报告，体现了这种学术胸怀。
（徐波）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波副教授在其《辩证法的中国命运——以牟宗三“诡谲的即”为引》报告中表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史上，不同思潮应对“古今中西”问题有着迥然的不同的回答。徐波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无论是对“古今中西”本身，还是对各个流派提出的各种新概念、新体系，大都有着大相径庭的理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界在尝试解决“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中，普遍注重从传统资源中发掘符合现代哲学学科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法，以熊十力、牟宗三等为代表的现当代新儒学在这方面与之一脉相承。徐波在报告中着重考察了牟宗三对“诡谲的即”的诠释，指出：“诡谲/吊诡”等传统中国哲学术语与西方哲学中的“辩证思维”等术语大致均表示“非绝对、在矛盾中发生变化的特质”，经过康德、黑格尔以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洗礼之后获得了即传统而又超传统的新生命。
（卢盈华）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卢盈华教授的《纵向的直观与体验——现象学与现代新儒学中发生的与精神的进路》报告立足体验哲学视野，认为澄清“纵向的直观与体验”之意义对中西哲学比较会通具有重要意义。卢盈华指出，为了阐明本质直观，静态现象学的意识结构分析需要进至发生现象学的意识流动分析，而施坦因博克依据对晚期胡塞尔的诠释，综合舍勒、列维纳斯、梅洛-庞蒂思想，进一步开发出了世代生成现象学。卢盈华在报告中重点比较了倪梁康的胡塞尔诠释、施坦因博克和牟宗三对纵向的不同理解，进而着重对比了“施氏削弱自我的地位，凸显他者与人格间互动”vs“牟宗三强化主体的作用”这一区别，指出纵横理解之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意识发生的时间性与精神的创生或上升，何者更为根本；以及心灵的感受与心智的认识之间的奠基关系是怎样的。
（李秋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讲师李秋红在其《秦汉时期类观念的哲学困境及其反思——以“关系”及其构造为核心》报告中，结合中国古代“类”概念的百余年研究史，回应了秦汉之际与感应、比附思维密切相关的“类”观念因其逻辑性和哲学性都“不达标”而长期被排除在主流话语之外这一状况。李秋红在报告中指出，冯友兰对“类”的哲学化书写为“类”在现代中国哲学体系中确立了理论坐标，但也造成了秦汉时期的类思想长期被忽视的结果。报告考察了秦汉“类”概念的两种主要表达式，显示秦汉时期的“类”仍以“相似”为基本义涵，且对事物“关系”的把握更为丰富和灵活。李秋红认为，汉人试图越出经验领域和个体关系去言说宇宙万物之间整体上的相同或相似的尝试，可以说是理性的盲目，却不能说是一种非理性。
五、西方古典学与南中西亚古典学在中国
经过晚清民国与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的接续努力，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日益系统化、专门化。以柏拉图翻译和研究为例，21世纪以来，柏拉图单篇对话的高品质中译译本不断涌现，2023年刘小枫教授主编出版《柏拉图全集》中译本，溥林教授译《希汉对照柏拉图全集》亦在陆续推出；刘小枫教授长期主持的“柏拉图注疏集”“古典学丛编”“荷马注疏集”等书系（以及其他书系及单独译著），则可谓是在成建制地将欧美古典学界的代表研究成果移译至中文学界，中国学界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与欧美学界的西方古典学研究正在合流。
本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至少有6位嘉宾报告直接涉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略巴谷的狄奥尼修斯、奥古斯丁等古希腊罗马思想研究。
（娄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娄林副教授的《柏拉图的“古典学”》报告，和他在开幕式致辞上立意一致地表示，尽管古典学外延有必要大大拓展，但严格来讲也并非任何古代文本、古代器物都有资格充当古典学之“典”。娄林在报告中指出，理想意义上的古典学之“典”指含有“至矣尽矣”之思想的经典文本，且要面临重大政治与智识课题的不断考验，新典得以生成而旧典遭到搁置的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屡有发生，柏拉图对话集之于荷马与赫西俄德神话正是新典取代旧典的一例。娄林认为，柏拉图之所为是一种全新的立典行为而非解释旧典，作为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去深刻探究驱动柏拉图面对旧典危机而制定新典的思想动力，并进而思考今日的古典学研究当采取怎样一种理念和姿态，以便真正做到为当今所用、为后世续航。
（李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李涛副教授在其《古典学的体与用：政治学与修辞学的体用合一》报告中认为，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城邦有着按照理想通过教育来塑造人的品格的追求，这种培养城邦中的大写的人的人文主义从英雄时代到公民时代得到了扩展。李涛指出，这种城邦人文主义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政治学板块有着突出的体现，进一步追溯则会发现更广泛的城邦教育是由智术师和修辞学家进行的，智术师影响了自由七艺的教育体系的创立，修辞学家伊索克拉底则展开了与柏拉图的哲学学园的竞争。李涛在报告中表示，政治学构成了希腊教化的实质性内容，修辞学构成了希腊教化的应用性手段，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纳入政治学，构成了古典学的体用合一。
（聂建松）
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聂建松的《作为“非存在”的整体之恶——重思“亚略巴谷的狄奥尼修斯”的恶的观念》报告，显示出与西方相关古典学同行商榷的态势。聂建松在报告中指出，“恶是非存在”这一在西方古典哲学尤其是在新柏拉图主义之中非常流行的思想，其在中世纪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亚略巴谷的狄奥尼修斯”。针对 Carlos Steel等西方学者关于狄氏用了一种劣质的编辑方式毫无新意地挪用了普罗克洛斯《论恶的存在》一文中的观点这一看法，聂建松通过重新审视了狄氏的理论前提发现了狄氏对普氏的范畴进行了基于基督教世界观与哲学前提的系统性改造。聂建松认为狄氏的恶的理论颇有可能源自于俄利根，而《论恶的存在》一文或许只是为其提供了一个讨论恶问题的某种框架。
（陈斯一）
北京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斯一在其《内在爱欲与外在血气：〈忏悔录〉第一卷的人性论与社会思想》报告中，将《忏悔录》第一卷作为奥古斯丁基督教哲学的导论进行了梳理。陈斯一认为，奥古斯丁通过自传叙事和神哲学阐述的结合，构建了一种以语言为枢纽的内外秩序，用以取代和颠覆古典思想的自然与习俗之分、爱欲与血气之分。陈斯一在报告中指出，通过这种颠覆与重构，奥古斯丁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古典思想以自然批判习俗、以爱欲消解血气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将上帝从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柏拉图式理念，转而呈现为一种深不可测的内在性存在，以至于无论是人性还是社会都沦为不同意义上的外在之物。陈斯一最后表示，通过以上改造，奥古斯丁不仅将古典哲学对于现实的批判推至极端，而且完全抛弃了古典哲学关于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规范性建构，在原罪论前提下以一种不无悖谬的方式反而肯定了俗世的秩序和权威。
（花威）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花威教授在其《悲伤何为：奥古斯丁对古典悲剧观的批判》报告中，考察了奥古斯丁悲剧观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悲剧观的异同。花威在报告中指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恰相对反：柏拉图批评悲剧引发悲伤情感，指责其唤醒并抚育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以致有害于个人和城邦，亚里士多德却赞赏悲剧宣泄或净化（katharsis）了以怜悯与恐惧为主的消极情感。花威进而指出，奥古斯丁在《忏悔录》3.2.2-3.2.4 中依从自己的个人体验批判了由沉迷悲剧所引发出的悲伤情感，以类似柏拉图的观点认为，观看悲剧并不能以怜悯和恐惧实现情感的净化或升华，不仅其怜悯无法引发实际的道德行动，甚至悲伤的情感会使人继续沉迷于悲伤而不愿自拔，进而将观看悲剧划定为一种属肉体与尘世的好奇。
（韦政希）
贵州大学哲学院韦政希副教授在其《充足根据律：古典逻辑发展到内容的逻辑之线索》报告中，文以充足根据律为线索，系统考察了西方哲学从古典逻辑向内容逻辑发展的内在脉络。韦政希在报告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虽以矛盾律为核心，却无法解释存在的内容必然性，其四因说已隐含充足根据律思想；莱布尼茨首次将充足根据律提升为与矛盾律并列的思维法则，并由沃尔夫将其系统化，却陷入形式对内容的僭越；康德通过充足根据律将古典逻辑改造为内容的逻辑，区分其在知性层面作为因果律与在理性层面作为“纯粹理性的至上原则”，但仍保留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最终，黑格尔通过辩证逻辑，将充足根据律从“形式的根据”推进为“完整的根据”，并在绝对理念中实现思维与存在、形式与内容、逻辑学与本体论的绝对统一，使充足根据律成为存在自我实现的根本原则。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之后的作品，在西方学界一般便不再称为“古典”。韦政希的报告则显示，启蒙运动之后哲学主流课题的处理方式尽管持续发生重大变化，但课题本身以及这些变化之间却有着可循的线索，哲学主流课题及其处理方式的古典形态构成了理解并审视后来演变的历史前提。
（胡朝都）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胡朝都副教授在其《当代科学对康德直观理论的检验》报告中，探讨了康德直观理论是否能与当代数学、物理最新发展相协调这一问题。该报告所研讨的康德知识论，并不属于“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恶古典学，但通常又被划归“德国古典哲学”范畴。“古典”概念的这种一词多指用法，印证了娄林谈到的“古典”的典范性以及“新典旧典演替”现象，亦与傅有德教授的“凡是在现代之前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刻达到一个顶峰的世界各地的文明，似乎都应该包括到古典学研究的范围当中”这一看法相吻合。胡朝都在报告中表示：数学和物理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似乎与康德哲学所确立的先验哲学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这表明康德的哲学在当代科学中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与此同时，当代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也为康德哲学的一些核心观点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验证，揭示了认知能力、认识范围和普遍性知识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就此而言，诞生于启蒙运动时代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部“新典”（相对于古希腊罗马“旧典”），其智识能量远未耗尽，而仍然不失其典范意义。
南中西亚与中国及东亚同属亚洲，那么，亚洲的古典学是否存在一定的共性，它们在历史上的交通状况又是如何哪般呢？戚强飞、王伟、董修元三位嘉宾的报告，就此在宏观与微观不同层面提供了诸多有效信息。
（戚强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戚强飞副研究员在其《朝向一种共通的形而上学：伊斯兰与儒释道》报告，尝试探讨伊斯兰哲学与中国儒释道三教在形而上学上的共通性。戚强飞在报告中交代，在伊斯兰思想史上主要有伊斯兰哲学、凯拉姆教义学（Islamic Theology）、理论苏非学（Philosophical Sufism）这三种哲学呈现方式。戚强飞指出，理论苏非学的主要形而上学理论是伊本·阿拉比学派(Ibn Arabi School)的“存在单一论”(Wahadat al-Wujud, Oneness of Existence)，该“存在单一论”所设想的通过不断地显现而生成宇宙万物的唯一实在的存在本身(existence itself)，与宋明儒学所设想的生化阴阳五行天地万物之“无极而太极”扮演着极为相似的角色。
（王伟）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王伟副教授在其《亚洲哲学的“轴心世纪”——论 11-13 世纪东、西亚哲学的共同转向》报告中，尝试跨越地理与文化的边界，思考古典学的世界意义。王伟在报告中指出，亚洲的 11 至 13 世纪是一个在东西两端几乎同时迸发出惊人哲学创造力的时代，堪称亚洲哲学的“轴心世纪”。报告显示，宋代儒家的理学建构、道教全真派的兴起、佛教禅净合一的推进，与西亚伊斯兰世界以存在单一论为主流的苏非哲学、影响逊尼世界各大经院系统的经院哲学、致力于多元思想融合的照明哲学遥相辉映，在回应自身时代的核心问题时，在体用论、认识论与伦理学三个层面展现出若干深刻的“家族相似性”。
（董修元）
黄色动漫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董修元教授的《阿拉伯经院哲学中的佛教认识论思想探析：基于阿拉伯、印度与中国三方文献互证》报告聚焦阿拉伯经院哲学文献中关于对沙门观点的记述。董修元指出，“沙门”在中世纪阿拉伯文献中一般指佛教学者，沙门反驳经院哲学神之存在论证的认识论预设是在说一切有部量论中获得充分阐发的分析经验论。董修元在报告中表示，这种量论观点很可能是在伊斯兰早期由中亚（特别是吐火罗）通过宗教间辩论和改宗等途径传入阿拉伯世界，以必然知识与获取知识区分的形式构成阿拉伯经院哲学的认识论基础，进而与亚里士多德主义认识论发生交融，型塑后期中世纪哲学的总体发展脉络。董修元在报告过程中，还特别展示了中文佛教文献（包括经典翻译与旅行记录）对还原这一东西文明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起到关键的照明作用。
中国学人乃至普通中国人往往都会觉得佛教并不陌生，但对同样产自印度的其他宗教与哲学则往往不明所以。朱璇、樊沁永两位嘉宾的报告，对两种佛教之外的印度古典哲学思想进行了专业解析。
（朱璇）
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朱璇副教授在其《阿罗频多心理结构论：兼谈吠陀心理学》报告中指出，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学说具有鲜明的心理结构层次，既体现奥义书中宇宙-神-心理学（cosmic-theo-psychological）方法的衍化，呈现对印度传统哲学心理结构的再阐释与发展，又不乏阿罗频多个人心理体验与修行经验论。朱璇在报告中从观念论和结构论出发，尝试梳理阿罗频多学说中二重、三重、四重、七重纵向结构，以及静-动二相、四相等横向结构，通过纵向层级与横向象征标识的整合分析，揭示了知觉性演化的动态框架，及其心理—宇宙同构论对吠陀心理学阐释提供思路启发。朱璇最后指出，“多元统一”的印度文明本质实为存在论与心理论同构的“精神”多层次结构关系，其多元性并非表面杂多因素的简单汇集，而需通过纵向层级的跃升，实现涵括式更高层级的“统一”，从而超越平面统杂的局限，给印度哲学提供动态的整体性阐释路径。
（樊沁永）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哲学系徐梵澄研究所讲师樊沁永在其《韦檀多学“明与无明”的不二——以商羯罗、阿罗频多的奥义书诠释为中心》报告中表示，自汉永平年间佛教东传，中国人所认知的印度文明以佛教为正统，婆罗门教为外道，限于语言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这一状况即便在对佛教进行追根溯源研究过程中有所调适，也还是未能发生全局性改观。樊沁永指出，作为印度婆罗门教的正统派，韦檀多学系印度宗教哲学之主干。为增进相关了解，樊沁永在报告中着重展示了韦檀多古学的集大成者商羯罗基于不二一元论的“明与无明”认识，以及新韦檀多学的代表人物阿罗频多从精神哲学角度就该议题所塑造出的一种新的哲学思考与实践的典范。樊沁永表示，古今韦檀多学的一元论行动哲学与传统主静观的哲学完全不同，在这种一元论行动哲学中，形而上学对象系通过认识主体的行动（实践）证成（而非巴门尼德式理论言说的客观对象），由此甚至还会引申出赫拉克利特动的哲学与印度、中国相关思想的呼应与互动议题，这无疑有助于刷新学界对中、印、欧文明互动史的认识与理解。
与印度古典学相比，阿拉伯古典学可谓深受欧洲古典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塑造。蔡震宇、张天一两位嘉宾的报告皆凭借坚实的一手文献解析，挑战并刷新了国际学界的相关主流认识。它们与前述其他报告共同显示，中国学者的西方古典学与南中西亚古典学研究正在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蔡震宇）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助理教授蔡震宇在其《重访法拉比的存在二义论》报告中，对法拉比（Abū Naṣr al-Fārābī）的《字母书》（Kitāb al-Ḥurūf）特别是其《论存在者》一章的主流诠释“雷舍尔-曼恩框架”提出了挑战。蔡震宇在报告中将考察法拉比对阿拉伯人关于“存在者”（al-mawjūd）的日常领会的分析，聚焦于法拉比对存在者的理论意义的澄清，检讨曼恩关于法拉比对话者（穆尔太齐赖派）的观点，反驳了法拉比早于康德近千年提出了“存在不是一个谓词”这一论断，并敞开了一种新的解释可能。这是本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上中国古典学研究者针对国际学界主流观点提出实质性商榷的又一鲜活案例。
（张天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天一在其《〈亚里士多德神学〉与阿拉伯古典及后古典哲学建构——伊本·西那论超理性认知》报告中，同样致力于与国际学界流行观点进行商榷。张天一表示，近年来国际学界普遍认为阿拉伯古典哲学的代表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将理性哲学路径推向顶峰，而阿拉伯后古典哲学则因宣扬超理性认知而逐渐走向神秘化和神学化。张天一则通过聚焦阿拉伯古典哲学的奠基文本之一《亚里士多德神学》及伊本·西那对其所作的注释，论证伊本·西那在注释中已明确阐述了一种超理性认知，即对神的“直观”（mushāhada）。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神学》实为阿拉伯哲学中超理性认识论的重要文本根源之一，张天一的报告就此刷新了对阿拉伯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认识，并尝试以此修正古塔斯提出的关于阿拉伯哲学史的“类哲学”叙事。
六、结语
综上，“古典学”外延扩容与中国古典学的世界性，是本届工作坊的两大宏观看点。“古典学”原本是一个狭窄的西方概念，专指对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的研究。当今中国学界则力倡，应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典范性传统文化，纳入“古典学”范畴。只有这样，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才能将对世界多元文明的尊重落到实处，古典学才能成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包容性中介，包括中国古典学在内的各种古典资源的世界性意义才能进一步彰显。除上述两大宏观看点之外，本届工作坊还展示出了很高的专业性，刷新了对哲、史、文、艺诸多议题的认知。
（闭幕式）
《文史哲》杂志素有“延揽大学者，扶植小人物”之传统，为优秀青年学者提供发表与成长的舞台是《文史哲》义不容辞的责任。继《文史哲》中文版、《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文史哲》国际版（英文版，缩写为JOCH）、“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与发布之后，《文史哲》编辑部近年来正在打造第五个学术品牌——《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它们共同构成《文史哲》前主编兼名誉主编王学典教授所说的“《文史哲》学术矩阵”。
（曹峰）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暨《文史哲》特邀编辑曹峰在闭幕式总结发言中所说，本次工作坊邀请到的嘉宾皆是“已经在发光”的才俊，虽曰“青年学者”，实则大多已经是开始引领中国学术走向的学有所成者。当然，受限于会议规模等因素，本届工作坊根本无法将1980年及此后出生的优秀古典学研究者一网打尽，遗憾只能留待来日弥补。
学术报道